无悔三十五载高原情

　　我永远都记得去所里报到的那天。

　　40年前的那个秋天，1964年9月，从南开大学刚刚毕业的我，从家乡北戴河出发，带着简单的行囊，只身一人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硬座，来到了建所刚两年的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那时的我不曾想到，这一待就是整整35年！

　　当年我初到研究所的景象至今仍历历在目：3座3层的楼房兼做宿舍和实验室，院子虽大而杂草灌木丛生，建筑垃圾仍在，在院的西边还有一些乱坟岗。但所内人气却很旺，一批全国各地重点高校的毕业生，从四面八方会聚而来。当时条件虽然比较艰苦，初到高原又有一些不适应，但这批年轻人充满了朝气、热情和友爱，干劲十足。

　　新建的各个学科都有优秀的、有才华的学科带头人，新人很快融入科研当中。人才的引进体现了当时所领导冯浪极有科学头脑和远见，也为后来高原生物科研事业的发展打下良好坚实基础。在这种良好的氛围中，这些青年学子们虽然远离家乡来到青藏高原，面对高寒缺氧、风沙扑面的自然环境，但并没有沮丧和气馁，也没有空洞的口号，都全身心地投入到科研当中去。“文革”10年也未影响科研工作，这是很难得的。几代人几十年坚守在高原生物科学的岗位上，奉献了青春年华，奉献了知识和健康，有的人甚至献出了保贵的生命！但他们无悔，我也是其中一员。

　　回想四五十年前，青海意味着荒凉、落后，是“劳改犯”流放的地方。当初我去青海之前就有人对我这样说，家人也替我担心。当时因自己年轻并没想这么多，但在随后的野外工作中，却深有体会。虽然我们的工作多是驻点，要与那些冒着生命危险、在海拔3000米~4000米的无人区野外科考的同事们相比安全多了。但那时在高海拔地区野外工作的艰苦，只有当事人才能体会，旁人是无法想象的。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强调科研为生产服务。我与另外3位同志主要从事高原春小麦丰产原因的调查，70年代又开始了化学锄草剂的应用和大面积推广工作。除了玉树、果洛、黄南州以外，我们几乎跑遍了青海省的每个州县地区。我们曾在海西州的香日德、诺木洪、海南州的巴仓等劳改农场长期驻点试验。那时交通工具极为落后，最好的野外交通工具就是解放牌大卡车。

　　我们坐在没有蓬布的敞蓬大卡车的后斗里，大夏天裹着老羊皮大衣蜷缩着坐在行李卷上，迎着高原的狂风，行进在坑坑洼洼似搓板的海拔3000多米的“天路”上，感觉五脏六腑和整个骨架都被颠散了，同时还要忍着高原缺氧引起的头痛，有时这样的行程长达12小时才休息。我还晕车，腹内“翻江倒海”，自己用杯子接着呕吐物。但即使这样大家都没有退缩，没有怨言，到达目的地后第二天就开始工作。

　　劳改农场的便利在于用工方便，职工（劳改释放犯）中有的文化程度很高，能很好理解我们的试验要求，再加上土地面积大，化学锄草技术易于推广。我们的工作主要在田间，每个人都被高原强烈的辐射晒得很黑，穿得也又脏又破，看不出一点儿知识分子的模样。

　　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巴仓劳改农场试验时，组里的一位同事在去场部办事的路上，被农场里的监管人员当作“逃跑的劳改犯”给抓住了，怎么解释都没用，因为他穿得太破了，又胡子拉茬，最终被带到场部后才得以“释放”。

　　还有一次，我们去海南州巴仓农场的途中，要过一条近七八十米深的大峡谷，两侧峭壁直上直下，路是沿着垂直的峭壁修成“之”字形的，每到此处都让人望而生畏！坐在车上，紧张得两只手都是汗，紧紧抓住扶手根本不敢往下看，下边就是万丈深渊！但我们所的司机因常出野外，什么难走的路都开过，每次都胸有成竹地把我们安全地送到目的地。

　　青藏高原最吸引我的还是它蕴藏着太多的生物科学奥秘。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对高原或高山植物为什么能生长在那样严酷的自然条件下，对于高寒，缺氧、强日辐射植物具有怎样的生理生态适应机制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特别是1985~1986年我到美国访问进修近两年之后，开阔了眼界并拓展了思路，回所后，研究工作更加深入。

　　后来，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我对高原强烈的紫外线辐射下植物的生理生化效应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取得了可喜进展。其实，研究中每有一些新的发现，我的内心就充满了无比的喜悦和幸福！

　　科研就是探索未知，而青藏高原有太多的未知等待人们去发现。实验工作越深入，就会发现更多的高原植物适应性的奥秘，不断地激励自己去探索。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也曾想调回内地并有机会，但仍因不愿舍弃研究多年的课题。海北高寒草甸定位站又给予了我们一个很好的长期监测实验的平台，我有幸参与了其中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初级生产力形成机理的研究。

　　上述这些仅仅是我回忆起的点点滴滴。几十年在青藏高原的工作和生活，还有许多珍贵美好的记忆。那里已是我的第二故乡，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假如再给我20年，我可能还回到高原，还有许多想做而未来得及继续深入下去的课题。

　　我爱西北高原生物所的人和物，对那里的一切都怀有深厚感情。不论我们这一代人，还是现正当年的青年一代，都具有著名的已故夏武平先生所倡导的“牦牛精神”，吃苦耐劳，坚韧不拔，只求奉献，不计索取。正是这种精神代代相传，才使西高所的科研和其他各项事业取得了丰硕成果。

来源：中国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