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从西宁出发，穿过白雪皑皑的祁连山，冷龙岭的雪线在车窗外逐渐清晰。再往前走，就到了风峡口。在平均海拔3200多米的地方，一抹红色在夏季绿色的山地间跃入眼帘的便是海北站，这里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四季，只有冷暖两季：7月的草甸泛起绿色，1月的寒风能吹裂石头。

不知不觉间，海北站已步入五十华诞。五十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一瞬，但对于一座矗立在青藏高原东北隅的野外台站而言，却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全部历程。

风峡口的风，一年只刮一场——从春刮到冬。可就是在这风与雪交织的高原上，一代代科研人用青春作笔、以数据为墨，写下了一部关于坚守与奉献的史诗。

煤油灯下的拓荒者

1975年的春天，当内地的杨柳早已抽出新芽，风峡口的草甸才刚刚从冻土中苏醒。夏武平先生站在一片尚未返青的草地上，身后是几间从门源马场租来的马棚。马棚里散发着干草和牲畜的气味，墙壁上挂着冰凌，那是前一晚的寒气尚未散尽。

没有电，没有水，没有路。科研人员砌灶生火，搭起帐篷。饮用水来自大通河的小支流——倒淌河，反复消毒沉淀后方可入口。夜晚来临，煤油灯和蜡烛是唯一的光源。在那昏黄摇曳的光线下，有人伏在木箱上写观测记录，有人就着微光整理白天的标本。

夏武平先生查阅、翻译了大量国外生态系统方面的文献。在“国际生物学计划”和“人与生物圈”计划的推动下，他带领老一辈科技工作者组建了包括气候、土壤、植物生态、草地生态、植物生理、动物生态、家畜生态、微生物生态和数学生态等多学科的生态研究室。这是我国第一个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要比内蒙站早2年，仅比当时国内最早的野外站—长白山站晚1年。

建站10周年时，站内立了一座铜铸牦牛雕塑，基座上镌刻着——“忍处恶劣的条件，啃食低矮的青草，提供浓郁的乳汁，充当高原的船舶，不畏艰苦，忍辱负重，不计报酬，但求贡献”。这就是夏武平先生题词的海北站“牦牛精神”。几十年来，“牦牛精神”激励着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围绕生态系统结构、功能，物质循环、能量流动，直至生态系统管理等目标，开展了高寒草甸生态系统研究。

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年代。一群来自植物学、土壤学、微生物学、动物学、昆虫学、畜牧学等二十多个不同专业的科技工作者陆续汇聚于此。他们骑着自行车穿梭在样方之间，背着仪器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头，用最原始的方式记录着这片土地最真实的呼吸。

夜里，煤油灯的火苗在风中跳动，将人影拉得很长。有人开玩笑说：“咱们写的不是观测记录，是给高原写的日记。”那盏灯，不仅照亮了纸页，也照亮了中国高寒生态学的起点。

《鹧鸪天·初建海北站》

冷龙岭下风峡口，
马棚灯暗写春秋。
一河雪水煮寒夜，
半卷残书对牦牛。
春未到，
志先酬，
草甸深处起新楼。
三千海拔高寒处，
且把冰霜作酒筹。

从马棚到国家站

1989年，海北站加入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成为开放台站。1992年，成为CERN重点站。2000年的钟声敲响时，海北站成为国家科技部野外观测试点站。2006年，经科技部批准，海北站正式升级为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每一步晋升的背后，都是一代代科研人员用汗水甚至生命铺就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海北站，条件依然艰苦。没有专门的科研用房，观测仪器常常要在野外风吹日晒好几年。最暖的7月，月平均气温不足10度；最冷的1月，极端最低气温常在零下25度以下。年内无四季，亦无绝对无霜期，只有植物生长季和非生长季，或者说是冷季和暖季。

但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海北站的科研成果一步步走向世界。海北站成为我国首个加入国际冻原组织的野外台站。科研人员揭示了高寒草地在地球碳循环中的作用，阐明了放牧与草地退化之间的关系，为青藏高原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与技术支撑。先后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2项，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一等奖1项，青海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2项。

从马棚到国家站，从煤油灯到电力辉煌，从6-9月仅有绿菜到一年四季的新鲜蔬菜——这五十年，是中国科技事业腾飞的五十年，也是一代代科研人扎根高原、默默奉献的五十年。

那些年，站上的老同志常讲一句话：“这里缺氧，但不缺精神。”正是这种精神，让一座小小的马棚，长成了国家级的科研高地。

《七律·海北站崛起》

四十年来风雨稠，
马棚今日起高楼。
煤灯曾照千山雪，
电网今连万里秋。
草甸深藏天地秘，
冰峰长记岁月眸。
登高莫叹来时路，
一片丹心在牦牛。

我的海北站：一九九〇——二〇〇〇

1990年4月，我从青海省气象部门调入到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那年我三十出头，正是干事的年纪。第一次踏上风峡口的土地，正是草甸返青的季节。远方的冷龙岭上还有残雪，四周的草甸刚刚泛起一层淡淡的绿意。站里的老同志告诉我，这里一年只有两个季节——暖季和冷季。暖季短暂而凉爽，冷季寒冷而漫长。年平均气温-1.7度。

我接手的第一个任务是气象监测，同时对自1978年以来前人人工监测的气象数据按国家气象标准的方法，进行数据插补、订正。那时候观测全靠人工，每天定点定时记录温度、湿度、降水、辐射。清晨六点，天还没亮，我就得爬起来去观测场。冬天的海北站，零下二十多度是常态，观测仪器常常冻得拧不开。我把手套摘了，用嘴哈着热气去暖那些冰冷的金属旋钮，手指冻得通红，麻木得几乎感觉不到痛。也就是在这段艰苦时期，我将1980年至1990年的气象监测数据整理成册，为科研人员对气象数据的利用提供了便利。

那十年，我每年在海北站蹲点近100天。春天观测返青，夏天记录生长，秋天测量产量，冬天监测土壤冻结。四季在这里被压缩成冷暖两季，但观测一天都不能停。

我开始参与和主持省部级、国家级的生态系统研究项目。从单纯的气象监测，逐渐扩展到生态系统结构、功能、能流和物质循环的研究。那时候写论文全靠手写，俗称“爬格子”，草稿纸堆了满满一柜子。晚上回到宿舍，点上蜡烛继续改稿子——那时候已经有了电，但电压不稳，时常停电。

记得有一年夏天，为了测定一个关键数据，我在样方里连续观测了十几个小时。困了就裹着军大衣靠在仪器箱上打个盹，饿了啃两口冷馒头。数据出来那一刻，我瘫坐在草地上，仰头看着青藏高原湛蓝的天空，心里涌上一股说不出的踏实。

那十年，我从一个气象观测员，真正成长为一名生态学研究者。

记得有一年除夕，站上只剩我一人。窗外风雪交加，屋里围着火炉煮了一锅方便面，外加一罐午餐肉，这就算“丰盛”“高原年夜饭”。但那一夜，数据照常记录，仪器正常运行。风峡口的除夕，没有烟花，只有风声和仪器运转的低鸣。

往事如烟，历历在目。回顾艰辛的日子，没有后悔，心中仍觉坦然。

那些年里，站上的老前辈们常对我说：“数据是死的，但土地是活的。你得听懂它的呼吸。”我当时似懂非懂，后来才明白，每一组数字背后，都是高寒草甸在风雨中的脉动。

副站长的十年：二〇〇一——二〇一一

2001年，我成为海北站副站长。那一年，海北站成为国家科技部野外观测试点站。站里的任务更重了，来人更多了，要求也更高了。我除了继续负责气象监测与研究，主要负责站上的后勤工作——吃喝拉撒，样样都得认真对待。

副站长这个职务，听起来是个“官”，实际上是个“管家”。站上几十号人的吃住，仪器设备的维护，样方的管理，来访专家的接待，样样都得操心。有一年冬天，站里的水管冻裂了，我带着几个年轻人扛着铁锹在零下二十多度的寒风中挖了整整一天，才把管道修好。手脚都冻出了裂口，晚上回到屋里用热水一泡，钻心地疼。

但最难的还不是这些体力活。那几年，海北站从中国科学院野外研究站，向国家站迈进。每一次升级，都意味着更多的观测任务、更高的研究要求、更严格的规范标准。我得一边做自己的研究，一边协调站里的各项工作，一边培养年轻人。

也就是在那几年，我开始组建自己的研究团队——全球变化与草地生态研究团队。气候变化对高寒草甸的影响，是我最关注的课题。青藏高原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晴雨表”，海北站的每一条数据都可能写进全球气候变化的大文章里。

特别要记下一笔的是，2001年，在我的主持下，海北站开始在高寒草甸、高寒灌丛草甸、高寒湿地三种典型生态系统中，分别建立了三套微气象-涡度相关法观测系统。这是一套能连续、高频地测量生态系统与大气之间水汽、二氧化碳和能量交换的先进设备，在当时国内高寒区尚属首创。

三套系统从选址、架塔、布设传感器到调试数据采集器，全是在风雪中一步步完成的。我带着团队，扛着几十公斤的仪器，在海拔三千二百米以上的坡地上来回奔走，脚底磨出血泡，嘴唇被紫外线灼得脱皮，但没有一个人叫苦。记得架设第一座通量塔时，高原的6月突然下起了冰雹，鹅卵石大小的雹子砸在安全帽上砰砰作响。我们几个人死死扶住尚未固定的塔架，生怕狂风将它掀倒。冰雹过后，彩虹从冷龙岭一直延伸到我们的塔尖，那一刻，所有人都笑了——那是我见过最美的彩虹。

这套系统此后一直由我负责维护和数据管理。二十多年来，有效数据率保持在75%以上，成为学科团队最核心的监测手段。那些日夜跳动的数据曲线，不仅记录了生态系统的呼吸与脉动，也记录了我们团队从青涩走向成熟的每一步。

依托这些监测平台，学科组相继在高寒草甸、高寒灌丛草甸分别建立了生态系统呼吸系统监测平台，在山体带上建立了植物多样性、生态系统呼吸等随海拔高度变化的移栽实验平台，还设置了冬季和夏季不同放牧强度下的控制实验平台。这些平台就像我们安放在高原上的听诊器，一刻不停地聆听着草甸的心跳。我们的研究工作也由此系统展开，主要聚焦于水循环与水过程、植被生产力与气候变化、碳循环与碳交换、碳汇功能及其固碳能力与强度等前沿领域。每一组数据，都是对高寒草地生命节律的忠实记录；每一次分析，都是对这片土地内在逻辑的深入解读。

2002年，海北站加入中国陆地生态系统通量观测研究网络。观测手段开始升级，自动化设备逐渐取代了人工记录。我带领的年轻人开始用电脑处理数据，用模型模拟生态过程。我看着他们，就像看到了当年的自己——只是他们比我幸运，赶上了更好的时代。

自从有了上述监测研究平台，这十年与后十年，我主持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主持了国家973、重点研发计划等子项目。科研论文一篇接一篇地发表。最让我欣慰的，是看着海北站一步步走向辉煌，看着我的学生们一个个成长起来。有一个学生曾在观测日志的扉页上写道：“我不在站上，就在去站的路上。”这句话被大家传了很久，我觉得，这就是对我们那十年最好的注脚。

退而不休：二〇一一——二〇二二

2011年之后，我卸下了副站长的担子，但并没有离开海北站。年事渐高，驻站的天数从每年100天减少到40天左右，但只要能走得动，我每年都要回去看看。

2013年，海北站加入中国荒漠-草地生态系统观测研究野外站联盟和高寒网。2019年，科技部评估海北站运行状况为良好。海北站已经成为国内乃至国际高寒陆地生态系统研究的基地。

每次回到站里，我都能看到新的变化。当年我们住过的老房子早已翻新，有了舒适的住宿条件和食堂。当年只有6-9月才能见到的绿菜，现在一年四季都能吃到新鲜蔬菜。观测设备从人工变成了自动，数据从纸笔变成了云端。

但有些东西没有变。每年春天，草甸依然准时返青；每年冬天，寒风依然凛冽如刀。站里的年轻人依然像我们当年一样，背着仪器走进样方，在风雨中记录数据。他们传承着“牦牛精神”，在这片3200多米的高原上，继续着前辈的事业。

2022年9月，我正式退休。三十多年来，我主持国家自然基金面上项目3项，主持国家973、重点研发等子项目5项，主持其他省部级各类项目10项，在国内外期刊发表论文330多篇，出版专著7本，获得省部级奖项5项。这些数字的背后，是无数个在海北站度过的日夜，是无数次在风雪中的坚守，是三十多年如一日对科研的执着。

但我最想说的不是这些数字。最想说的是——海北站，从无到有，从小变大，从研究所的一个站上升为中国科学院野外研究站，再晋升为国家站。这是一代代科研人奋斗的结果。我有幸成为其中一员，参与了它三十多年的成长，见证了它从一个马棚边的定位站，成长为国际知名的高寒草地科学研究基地。

退休那天，我把办公室钥匙交还给所里，走出大门时回头看了一眼。墙上挂着的那幅海北站全景照片，是2005年秋天拍的，草甸金黄，冷龙岭上初雪已落。那一刻我忽然觉得，照片里的每一株草，都像我们这些人——单个看微不足道，连成一片，就成了大地最坚韧的颜色。

从青涩的科辅到霜染两鬓的研究员，风峡口的每一缕风都见证了我三十余年的跋涉与攀登；海北站这方高寒平台，早已将我的科研年轮与生命轨迹一同镌刻进它的冻土与草地。如今退休回望，那一串串数据、一篇篇论文，不过是时光为这片土地写下的注脚——而我的整个青春与热望，早已化作高原上不灭的星火，在风峡口的长风中，与海北站一同生生不息。是这片土地，锻造出我职业生涯最坚硬的脊梁。

《水调歌头·我的海北站》

三十载风霜路，
回首望山丘。
冷龙岭下寒暑，
几度换春秋。
曾记煤灯如豆，
也见电光如昼，
岁月指间流。
数据千行字，
织作绿洲稠。
建团队，
攻项目，
写宏猷。
莫言高处寒苦，
热血自能酬。
我有青稞烈酒，
更有一生追求，
何惧雪盈头？
但看草甸上，
新绿满荒陬。

归去来兮

今年7月，我忽然特别想回海北站看看。不是因为有什么未完成的任务，只是单纯地想再去站上走走，看看那片草甸，看看那几座铁塔，看看那座铜铸的牦牛。

30年后又穿过白雪皑皑的祁连山，冷龙岭的雪线依旧清晰。车窗外的风景，和三十多年前我第一次来时几乎一样，但我知道，这片土地已经被我们读懂了许多。

我想起第一次到海北站的那个春天，想起煤油灯下写观测记录的夜晚，想起零下二十多度修水管的冬天，想起十几个小时连续观测后瘫坐在草地上的那个午后。我想起那些和我一起奋斗过的同事和前辈，有些已经退休，有些已经永远离开了我们。

我想起夏武平先生建站时的远见卓识，想起周兴民先生“这是超越历史的决定”的评价。我想起“青藏高原缺氧，但我们不缺精神”的口号。我想起那座牦牛雕塑上镌刻的每一个字。

五十年了。风峡口的草甸绿了又黄，黄了又绿。一代人走了，一代人来了。但海北站始终矗立在那里，像一头沉默的牦牛，忍辱负重，不计报酬，但求贡献。

我这一生，最幸运的事，就是把最好的年华献给了海北站。从普通一员到二级研究员，从气象观测到生态研究，从一个人到一支团队——海北站塑造了我，我也参与了海北站的塑造。

归去来兮，风峡口的草又绿了。我虽然退休了，但心从未离开过那片土地。因为那里，有我一生的牵挂。

《临江仙·海北站五十年》

五十年来风雨路，
几多寒暑晨昏。
马棚灯下写乾坤。
雪峰为纸笔，
草甸作诗文。
我亦此中三十载，
青丝渐染霜痕。
初心未改旧时真。
冷龙岭上月，
依旧照来人。

尾声

夜深人静时，我常想起风峡口的月光。那月光照着冷龙岭的雪，也照着海北站的铁塔与草甸——五十年了，它始终明亮如初。

海北站矗立着一座铜铸牦牛雕塑。五十年了，它一直站在那里，看着一代代科研人员来来往往。

如今坐在西宁的家里写这些字，窗外是城市的霓虹，亮堂堂的。可闭上眼睛，眼前还是那盏煤油灯。灯下的年轻人抄着数据，鼻尖几乎要碰到纸上，笔尖沙沙地响，灯花啪啪地爆。那声音穿过五十年的光阴传过来，清晰得像是昨天。

我知道，此刻海北站的百叶箱里，温度计正静静地悬着。明天清晨，会有新的年轻人打开箱门，记录第一组数据。他们会用电脑，用电暖器，在明亮的食堂里吃早饭。但有些东西是没有变的——那风，那雪，那海拔3200多米之上的星光，还有一代代人心里揣着的、对这片土地的赤诚。

今年是海北站建站五十周年。五十年前，一群拓荒者在马棚里点燃了第一盏煤油灯。五十年后，这座台站已经成为国际知名的高寒草地科学研究基地。

从煤油灯到电力辉煌，从马棚到国家站，从6-9月只有绿菜到一年四季的新鲜蔬菜，从人工记录到涡度相关系统昼夜不息的数据流——这五十年，是中国科技事业飞速发展的五十年，也是一代代科研人扎根高原、默默奉献的五十年。

而我，有幸成为这五十年中后三十二年的亲历者和建设者。

海北站五十岁生日快乐！

愿下一个五十年，草甸更绿，数据更丰，精神永存！

风峡口的风，还会再刮五十年，甚至百年、千年。但风里，会一直传颂着这一代人的名字，和那些写在高原上的青春！

                      李英年于2026年7月为纪念海北站建站五十周年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