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此海北站建站五十周年之际，应张振华站长邀约，谨就本人在海北站四十年的科研和管理经历，略作回顾与总结。

1986年7月，我从西北农业大学（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土壤农化专业毕业，以支边名义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生态室土壤组。彼时，研究组以高寒草地生态系统物质循环为核心，组长为乐炎舟先生。组内人员格局堪称“五老一小”，分设磷素养分循环和氮素研究两个方向。磷素养分循环研究由鲍新奎、赵宝莲两位老师负责，氮素研究由张金霞、王在模和陈伟民三位老师负责，我入所后，加入到磷素研究。两年后，陈伟民老师调入植化室，组内仍维持着“五老一小”的格局。

我首次赴海北站采样，是在1987年的春天。此行有两件事令我记忆犹新。其一，我们当时乘坐李世龙师傅驾驶的蓝色巡洋舰越野车前往，同车人有杨福囤、陈伟民和张兴琪几位老师。杨老师刚回国不久，一路谈兴很浓，说他家有“五喜”，他评上了副高职称、爱人的城市户口解决了，儿子优秀考上了大学等等。当车下行至达坂山阴坡第二道拐弯时，杨老师提出停车上个厕所。谁料杨老师刚下车，李师傅就把车开出大约1公里，等待杨老师跑步赶上来后，李师傅又将车开行了几百米，不让杨老师上车，笑言“杨老师，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你有如此多的喜事，应该晚上请大家喝场酒。”杨老师表示没带那么多钱，当时主管海北站食堂采购的张兴琪老师便当场表示可以代为支付，让杨老师写个借条即可。最终，我们在青石嘴采购了大约200多元的酒肉，当晚海北站全体人员共享了这场喜宴。此次经历，让我体验到了我们所轻松融洽的野外考察文化。其二，次日下午，应陈伟民老师要求，李师傅开车带我们前往乱海子西南边的牧民阿坚措家采集土样。我们进入帐篷拜见主人，阿坚措给我们煮上酥油茶并敬酒，这是我第一次与藏族同胞接触，只记得他脸庞黝黑，牙齿很白。饮酒过程中，李师傅告诉我这个酒必须喝，并要尊重民族习惯，做到“倒四喝三留一”，否则主人会认为是对他的不尊重，阿坚措也配合地拍了拍他的腰刀。此前我从来没有喝过酒，出于敬畏，那天喝得不省人事，不知怎么回到了站上。这次经历，让我第一次体会到藏民族的待客文化，也明白了野外台站工作需要具备的基本素养。回程路上，大雪天气，气候寒冷，汽车在山路上左右摇摆，上山路段，由于拉煤车的横向打滑，我们多次下车推行。说实话，当时我紧张极了，可李师傅神色自若，同乘人员亦是谈笑风生，让我深刻体会到了高原气候的严酷与野外工作的艰辛。

我的科研生涯，起步于入所后参与的第一个科研项目“七五”国家科技攻关项目“中国土壤环境背景值调查”中“青海土壤环境调查部分”，野外采样工作由乐炎舟、王在模老师负责海北、海东地区，鲍新奎老师和我负责“黄果树”地区，由宋录邦师傅驾驶东风车实施，海西地区由省环保局承担。历经三年，我们完成了此项工作，这也为我后续的科研项目立项与实施奠定了坚实的野外工作基础，积累了宝贵经验。90年代末，随着老同志们相继退休，课题组进入了艰难时期，一度人员只剩我一个，也没有课题和经费，可以说举步维艰。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我于2001年自费缴纳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报费（当年所里规定，次年即取消），申报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河源地区生态环境治理工程中土壤牧草营养适配性研究”，并获批经费18万元。这开启了我独立主持科研项目的旅程，当时内心的激动和兴奋至今难忘。此后，我又先后申请并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4项、重点项目1项。

我参与海北站的运行管理，始于2000年。1999年，在赴北京参加国家“973”计划项目青藏高原研究年会的火车上，周兴民、赵新全两位站长与王启基老师商议，鉴于海北站新老交替的需要，拟提议由我担任海北站业务副站长，并私下征求了我的意见。不久后，所里正式任命我为业务副站长负责海北站长期监测工作，李英年同志任行政副站长主持后勤运行，配合赵新全站长工作。2012年，赵新全所长赴成都生物所主持工作，所里再次征求我的意见，我接任海北站站长，直至2023年退休前夕，我从事海北站管理长达20余年，期间先后参加或主持了五次海北站国家站晋升和国家站大评估工作。回首海北站的管理工作，有几件事尤为值得追忆：

海北站的土地使用权问题：以前的海北站土地使用，除生活园区的10亩土地（亦无土地证）外，其余监测科研样地均为与牧民协商使用，用于长期监测和研究的样方扣笼被人为掀开或者牛羊顶开，发生草地被啃食等情况，导致数据结果难以连续和失真。2006年，在赵新全所长（兼站长）的协调与组织下，通过与青海三江集团办公室以及门源马场沟通，最终确立了海北站园区10亩、综合观测场105亩的土地使用权，并办理了土地使用权证，使海北站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在这个过程中，我与李英年站长、王林同志为具体经办人。为了获得土地划界盖章，我曾驾驶切诺基越野车，经由险峻的互助“十二盘”山路，一天之内往返西宁与门源马场两次。返程时，车辆高速挡失灵，无法挂入，我是用三档低速开回西宁。

海北站的通勤条件改善：早期的海北站通勤由所里车队承担的，先后李卫平、马宏、何玉柱三位师傅出车比较多，车辆有“假洋鬼子”、黑色巡洋舰、蓝色巡洋舰三部越野车。车辆紧张时，张勇师傅也曾驾驶那部老上海轿车往返海北站多次。每周一发车，周五返回，后子河的杂碎、大通城关的尕面片，是我们往返路上的共同记忆。后勤用煤则由马宏、张勇师傅驾驶东风车运输，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1992年世行贷款项目实施期间，中国科学院生态网络为海北站配备了切诺基越野车和三丰面包车各一台。切诺基使用年限较久，三丰车则故障不断，时常中门打不开或者掉下来，于2000年左右先后报废。2004年，海北站筹集资金，先后购置了猎豹越野车、南京依维柯面包车，保障了该阶段的后勤供给与对外接待（此时段与日本相关单位合作研究较为频繁）。2014年，鉴于上述两台车毛病不断，海北站与我课题组共同筹集经费更新了车辆，购置了新的依维柯和特拉卡越野车各一部，后来特拉卡越野车在木里煤矿考察中因车祸进行了报废。2020年左右，海北站与我课题组筹集经费先后添置了汉兰达、普拉多越野车两台，保障了海北站监测和科研人员日常运行用车需求。

 海北站的室内实验室建设：2000年之前，海北站的实验室设立在现在的3号楼3层，仪器设备为世行贷款项目购置的热量计、TOC分析仪、原子分光光度计，由于人员配备问题，设备基本没有使用过。一号实验楼建成后，新的海北站实验室玻璃器皿和化学药品主要来源于原土壤组多年的积累，归并了项目组的火焰分光光度计、凯氏定氮仪及世行贷款项目的几台仪器，构成了海北站室内实验室的基本构架。随后在我课题组有关项目和国家站仪器设备建设经费的支持下，又新购了碳氮元素分析仪、气相色谱仪，间断分析仪等设备，才有了功能相对完善的海北站室内分析实验室平台。我们也按照中国生态系统网络要求，布设并收集了土壤、植物样品，累计收集样品3万余份。

 海北站的野外设施建设：2000年之前，海北站自身可展示的野外观测设施主要包括气象观测场和渗漏观测场。2000年之后，相继增加了碳通量塔，边疆晖老师建设了啮齿动物研究观测场，汪诗平、贺金生两位百人建设了模拟增温放牧、水热改变对高寒草地生态系统过程影响研究平台。2013年通过青海省科技厅资助建设了高寒草地生态系统演变过程与适应性管理观测场，并在此平台架设了4套土壤水热盐自动观测系统。2016年通过CERN申报的高寒草地生态系统科研样地项目建设了小流域水收支大样地，为海北站购置了大型土壤蒸渗系统和测流堰观测设施。2018年通过遥感所争承担遥感真实性检验项目为海北站争取到太阳分光光度计、植被LAI叶面积等仪器装备。并在皇城乡的桌子掌以及干柴滩，通过与牧民及门源种马场协商，租赁草地建设了“基于生态过程的高寒草地适应性管理及高寒草地演变过程”长期观测样地。

海北站监测体系的建立与完善:中国生态系统网络要求，网络台站的监测工作始于1998年。前期由于人员问题，监测项目基本依靠收集项目研究数据和外送来完成，至2007年，随着CERN对野外台站监测体系的规范和质量保障要求日益严格，特别是对监测指标、检测方法以及人员指标数量做出硬性规定。在所里的支持下，我们先后引进了张法伟、林丽、李以康、郭小伟、樊博、兰玉婷、司梦可和李本措，并聘任了多名外聘人员，形成了一支稳定的监测队伍，做到了“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保障了监测任务的完成与质量。值得一提的是，从事后勤管理的王林师傅、外聘的刘建珍、返聘的杨全德老站长，对海北站的长期监测工作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海北站的研究系列：与其他台站一样，海北站没有固定的研究团队，基本上处于站长、副站长项目组作为研究主体，客座团队为补充的状态。站长的奉献精神和研究团队的体量、经费丰裕程度决定了海北站的兴衰。1999年，海北站与美国Julia团队、日本环境研究所的国际合作，以及汪诗平、贺金生“百人计划”项目，特别是近十年来兰州大学贺金生团队在海北站的实验平台与研究成果，为海北站的展示、学科发展和评估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四十载光阴，弹指一挥间。从初出茅庐的青年学子，到两鬓染霜的退休之人，我将人生中最宝贵的年华奉献给了这片高原。海北站于我，早已超越了工作单位的范畴，它是我科研生涯的启航之地，是我挥洒汗水的奋斗之所，更是我魂牵梦绕的精神家园。如今退休的我，也常常梦到在站上的野外考察，野外采样，甚至野外车辆抛锚。

回望来路，从最初科研的举步维艰，到独立主持项目的欣喜；从为土地权属的奔波，到监测体系的逐步完善；从简陋的实验室，到如今设施初具规模的观测场……海北站的每一步发展，都凝聚着几代科研人的心血与坚守。我深感荣幸，能作为这段历史的亲历者与建设者之一。

如今，我虽已告别站长之职，但心仍系海北站。我坚信，在新一代科研工作者的接续奋斗下，海北站必将在高寒草地生态系统研究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更稳，为国家生态安全与可持续发展贡献更多智慧与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