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历史，纪念先贤，开拓视野，启迪后人，传承“牦牛精神”，希望通过展现旧报纸里西北高原所的历史时光，借助珍贵的历史资料、新闻报道，再现我所成立、发展的历史风云，力图在真实的时代背景下，展现西北高原所的发展、传承、求索历程。 

　　2000年10月20日　人民日报　第八版

乐 道 笃 行 傲 西 风

——访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

　　本报记者  任建民 

　　金秋九月，记者赴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采访。走甘肃、进青海，穿越富饶的河西走廊，走过荒凉的古丝绸之路，眼中既有一望无际的茫茫戈壁，也有青翠欲滴的大草甸，耳中听到的却尽是加速器、沙漠、冻土、冰川、盐湖之类颇具西部科研机构特色的名词。在10天的时间里，我们差不多访遍了中科院兰州分院分别设在兰州和西宁等地的6个研究所和1个信息中心，参观、座谈、交流，我们的心和这些献身西部建设的科学家们一起跳动。 

　　坦率地讲，无论是在采访的过程中，还是在回来后构思落笔的时间里，我都被一种复杂的感情笼罩着，理智与情感、失望与希望、落差和奋斗、艰辛和挑战……不管是思绪重一点，还是下笔轻一分，都唯恐失去了应有的客观和理性。我想，从自然条件和科研氛围上看，西部都是一种特殊的生态环境，只有把这一切以“原生态”的形式描述出来，才不负众多的采访对象和千千万万读者。 

　　“我们不想当花瓶”  

　　中科院兰州分院有现代物理所、化学物理所、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所、地质所、盐湖所和高原生物所共6个研究所和1个资源环境科学信息中心，主要设在兰州和西宁两地，但其20多个野外观测站却延伸到内蒙古、黑龙江甚至北京郊区，涉及大半个中国，是我国西北最大的多学科综合研究基地，科研对象主要是我国西部的特殊生态环境和各类科学问题。 

　　 “省领导一提起兰州分院，就说我们是他们的骄傲。”分院院长助理梁大兰和我们“唠叨”时，讲的都是实在话。 

　　分院的存在，增加了地方的科研单位数量，光国家重点实验室就有5个；提高了科研人员的档次，3000多名职工中有2000多人是专业技术人员，其中两院院士9人，博士生导师90多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237人，高级研究人员近800人；取得的科研成果从1978年到现在有1600多项，两项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一项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其中高原春小麦在国内十多个省市推广，沙坡头铁路治沙防护和顺丁橡胶生产新技术都创造了数以亿元计的经济效益。“但有时候我们还是有当花瓶的感觉——作为中科院的机构，占着人家省里的这块地方，不能光关在大墙里发表点论文，鉴定些成果，总得有点大家都看得见、摸得着的贡献吧！” 

　　分院于是想和地方加强联系，帮他们解决点实际问题。分院向张掖地区和白银市选派了12位科技副职，做到了院地共建的制度化和经常化。我们在河西走廊最富饶的“金张掖”看到了这种院地共建的成果——长效尿素厂、独龙架葡萄栽培基地等。 

　　到分院的第一天，我们就由院里安排，和几位担任科技副县长的科研人员座谈。可能由于时间的关系，谈话显得有些局促。但他们不约而同地表示出不很乐观的态度，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西部基础太差了，很多科研项目没有资金实施，反而让东部买走了，他们管这叫做墙里开花墙外香。也正因如此，大家都对国家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寄予了较高的希望。 

　　竞争带来的疑虑 

　　作为中国科学院的6个分院之一，当初兰州分院设立，在西北地区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有着特定的战略部署：一是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科技支撑，研究路基和路面在严寒条件下的质量和寿命问题、水利工程的防冰防渗问题；二是在生态环境方面，研究长江、黄河源头的水土流失、荒漠化问题；三是在资源开发方面，解决天然气转化成化学原料及盐湖资源的开发问题；四是人才培养，为西北地区培养高层次的建设者……事实上，兰州分院的科技人员们也正是朝着这样的目标努力的。分院所属的中科院资源环境科学信息中心，已成为西北地区最大的科技信息中心，并形成了以资源环境为主要特色的科技信息支撑机制。盐湖所所长马培华还是青海省副省长，据说盐湖所和生物所还出过省人大副主任和其他领导干部。无论走到哪里，兰州分院都是当地进一步发展不可忽视的建设力量。 

　　但是，在采访中我们也能明显地感觉到，兰州分院的很多科技工作者带着很多的疑虑。让我们感触最深的是在原沙漠所和生物所的两次采访。 

　　兰州分院的沙漠研究所是中外有名的防沙治沙研究机构，前不久，沙漠所与冰川冻土所和高原大气所合并成为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属于国内防沙研究中的“独一份”。然而，当今年中央下决心治理多次肆虐北京的沙尘暴时，重担却没有像以前那样自然而然地落到兰州来，数千万元的经费也被北京一所大学的年轻教授拿走了——这位已是副校长的后起之秀就是沙漠所毕业的研究生。 

　　北京教授挖走的不光是钱，也有沙漠所的人，因为他本来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承担这么大的课题。“听说还留了几张办公桌，等这边的人接着往那儿走”，担任兰州分院院长兼寒区旱区研究所所长的程国栋院士说着说着，情绪显得有些激动。会议室里坐着的都是所里的骨干，他们脸上也都露出深深的不解与无奈。 

　　类似的一幕发生在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吴玉虎研究员一个人面对记者诉说他的“委屈”。这位49岁的生物科技工作者在青海的草场里摸爬滚打了20多年，全国现在有十几个地方在进行三江源自然生态环境研究，光请他参加的座谈会每年就有十五六次，但真正的三江源研究却没他的份。“前几天电视里说，科研人员认为这一地区有大约500种植物，还说第一次在这儿发现了蝮蛇。其实应该有1377种植物，而蝮蛇的标本已在我们的标本馆里躺了很多年。” 

　　如果从国家的角度来考虑，多方面竞争不是更容易激发斗志、多出成果吗？没有道理坚持“西部的科研必须交给西部的科学家来做”啊。当记者把这个问题小心翼翼地提出来时，程院士和吴玉虎都显得有些激动：我们不是怕竞争，但我们身处西部，想去趟北京都不容易，渠道不畅、信息不灵，很多时候我们刚听说有这么一个项目，人家已经拿到手里了。 

　　留下的和离开的 

　　我们在西宁参观完那座气味刺鼻的高原生物标本馆出来，在楼门口的墙上发现一个讣告，一位年纪不大的科研人员去世了。于是问身边生物所的人：在西宁这样高海拔的地方生活，人的寿命有什么变化吗？这个问题似乎没有明确的答案，但同行的解放日报记者李文祺却给出了一个“参照”：以前有一大批来这儿支边的上海人，退休之后想回到上海安度晚年，但没多久他们发现，因为长期生活在空气稀薄的地方，他们中的不少人生理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甚至很难适应平原地区的空气。 

　　闻听此言，对那些一辈子甚至下一代也留在这儿的科研人员，你不能不肃然起敬。这不是一时冲动的英勇，而是无怨无悔的奉献。 

　　邓友全留学回来后，天津大学向他发出了邀请，并答应解决其住房和爱人的工作。所长不同意，“我就跟所长吵架，真吵，”邓说。最后所长没招了，就对他说：推荐你申报百人计划。申请的结果如愿以偿，有了“百人计划”近百万元的经费支持，邓友全感到又有了施展的空间，于是他今天还能在西北接受我们的采访。 

　　在西宁的吴玉虎要求没这么高。这位在中科院工作了15年的研究员至今每月只拿1500元钱。他说其实每个月能拿2000多块钱也就够了，毕竟西宁是个消费很低的地方。“在西北高原，每一片草叶我都知道它的来历，也许到了云南就两眼一抹黑了，所以我不会轻易离开这儿。” 

　　为了让留下的人更好地留下来，另一些人却只有选择离开。目前，分院有三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和三个青年科学家研究小组已进入中科院第一批创新工程试点，所有科研人员的收入都要翻上一番。收入上去了，要求也上去了。化学物理所部分人员进入创新工程后，原来看8个大门的20多个临时工都换成了所里的职工。 

　　程国栋院长承认，最难的是安置那些不能进入创新工程的人。以寒区旱区研究所为例，这个所原有在编职工760多人，进入创新工程的只能有200人。对于未进入创新工程的560多人，采取了各种分流手段之后，还有102人无法安置，只能让他们走向社会。但随之带来的问题是：西北地区观念落后，社会保障体系也不健全，加之分流人员年龄、技能都已老化……虽然有矛盾、有困惑也有难题，但兰州分院的科研人员没有停止他们探索的脚步。翻开历史，这里的每一分成绩都是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取得的。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正是艰苦卓绝成就了兰州分院昔日的辉煌。而分院党组书记何易相信，辉煌决不只属于过去：“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个前所未有的机遇：一是知识创新工程的推行，这是促进分院发展与改革的机遇；另一个是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也是分院为国家作出更大贡献的机遇。”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压题照片为中科院青海海北高寒草甸生态定位研究站。本报记者任建民摄 

　　西北高原所简介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简称西北高原所）是以从事青藏高原生物科学研究（包括基础理论、应用基础和应用开发研究）为主的公益性综合研究所。自建所以来，西北高原所始终以立足青藏高原、发展高原生物学事业为总体目标。研究所定位于高原生物的基础与应用研究，重点发展青藏高原生态与环境、特色生物资源持续利用和高值生态农牧业学科领域，解决相关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满足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和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需求，保障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同时推动区域社会经济持续发展。 

　　历史沿革 

　　1961年4月1日 成立中国科学院青海分院生物研究所
　　1961年11月21日 改名为青海省生物研究所 
1962年10月1日 改名为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1971年1月1日 隶属青海省，更名为青海省生物研究所
　　1979年7月19日 更名为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策划　｜　陈世龙
　　编辑　｜　王文娟
整理　｜　姜文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