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退休职工温得启，本人于1979年1月从北京大学生物系生物化学专业毕业，2月来到所里工作。当时生物所的子弟在昆仑路小学上学，而此时西宁中小学的师资力量薄弱，昆仑路小学还有初一年级教学班，于是我被生物所派到昆仑路小学任初一年级的数学老师。半年执教结束回到所里，我被分配到生态研究室生化组（当时生态研究室还有生理组），组员只有5人，我们主要从事生化方面的研究。研究所后来又单独成立了生理生化室，后又将生理生化室合并到动物研究室，下设生理和生化两个组。当时的全所职工就居住在研究所生活区东侧1950年修建的3栋旧筒子楼里，有家室的可住一个套间或再加一间单间，没有成家的单身，两三个人住一单间。此外，当时从北门进来后，在北门的东侧靠北有一排平房，有的成家的职工也住在这排平房里。工作区，即现在的3号楼的位置，有栋三四层高的楼房，大家就挤在这栋楼里工作，后勤和基建部门在1号宿舍楼或其他平房里上班。当时部分所领导和研究室负责人早晨都从家里提个暖瓶到办公室。所领导及所有职工早上到办公室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自己打扫办公室和走廊内的卫生。当时的海北站是自己搭建的帐篷和简易的平房。 

　　1980年，新疆北疆地区鼠害大爆发，所里派了一个鼠害组到北疆工作，成员主要有何新桥、张明丽、严志堂、邓合黎和杜敏等老师。严志堂老师住在玛纳斯县塔西河公社的一个院子里，其他人住在新疆八一农学院的旧址。我当时数次到新疆采集小家鼠血液样本，就和严志堂老师住在一起，我清楚地记得有几次，严志堂老师外出工作，由于回来晚了，所住院子的铁门已上锁，严志堂老师就从铁门上面翻进去，而当时他已是50岁开外的人了。还有一次，我到新疆采集样本，刚到乌鲁木齐，在公交车上，我装在外衣口袋内的钱和全国粮票就被小偷全部偷走，幸好在我的内衣口袋里还有点钱，否则便去不了目的地——玛纳斯，也回不了西宁，会发生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窘况。 

　　记得有几次，我们生化组和生理组的研究人员到海北站和西海镇等地捕捉鼢鼠，用于做实验，可白天捕捉的鼢鼠晚上放到帐篷内或房间里，因长期地下生活的鼢鼠不适应地面房间内生活的环境，第二天早晨大部分都死了，然后只能重新捕捉。可以想象，野外采集实验材料是多么艰难。 

　　1989年4月，我被分配到编辑室工作，主要从事兽类学报的编辑出版工作。

　　1996年4月，研究所编辑室和图书馆合并为一个部门，由我主持工作。 

　　当时夏武平先生是兽类学会理事长和兽类学报主编，兽类学会理事和兽类学报编委分布在全国各地的科研院所，生物所和动物所居多。我记得在北京开了几次兽类学会理事会及兽类学报编委会，每次早晨我们到达北京后，夏先生先都会将我所参会人员叫到他家里吃早餐，然后事先商量一些事情，之后再去开会，目的也是为了维护所里的相关利益。 

　　1999年12月我被评为编审职称。 

　　1997年至2004年任中国动物学会兽类学分会理事。 

　　2000年1月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期刊编辑研究会第三届理事会和2004年9月中国科学技术期刊编辑学会第五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本人均当选为理事。 

　　60年来，在西北高原所一代又一代科技工作者们发扬夏武平先生提出的“不畏艰苦，忍辱负重，不计报酬，但求贡献”的牦牛精神，苦苦求索，坚持在青藏高原上工作，攻克一个又一个科学难题，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 

　　60年来，在西北高原所一代又一代领导的争取和努力下，职工的居住条件和工作环境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未来，百尺竿头思更进，策马扬鞭自奋蹄，希望西北高原生物所的各项事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本人于2014年3月退休，退休后秉持“活到老学到老，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理念，坚持学习摄影，并经常外出摄影采风和摄影创作。 

　　2013年4月加入青海省摄影家协会，并于2020年8月成为终身会员；2015年12月被聘为旅游中国摄影网特约摄影师；2016年7月考取国家级高级摄影师资格证书；先后在各类杂志上发表摄影作品数十幅。 

　　2016年8月，摄影作品入选“庆祝建党九十五周年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全省老干部书画摄影展；2017年9月摄影作品入选“喜迎十九大”全省老干部书画摄影作品展；2019年9月摄影作品入选“礼赞新中国·点赞新青海”全省老干部书画摄影展；2021年6月摄影作品入选“百年颂歌·银发先锋”全省老干部书画摄影展；2021年7月摄影作品《壶口瀑布》在中国科学院举办的“喜迎建党100周年”微视频摄影大赛中荣获摄影类三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