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默无闻白云泉，奔冲日夜不知闲，从不计较功与过，但送福波到人间”。这是父亲的大学同窗书赠给他的条幅，也是父亲平凡奉献一生的真实写照。值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60华诞之时，也是父亲仙逝20年之际，我们撰此薄文，以怀念先人、激励后生。
绿叶对根的奉献
父亲几十年的职业生涯，扎根于植物系统分类学研究，从高山到平川，从森林到草原，中国西北的山山水水都有父亲洒下的汗水、留下的足迹。他对祖国、对科学事业尤如绿叶对根，倾尽一生心血，勤奋工作、默默奉献。
父亲郭本兆（1920.01～1993.08）于1948年毕业于国立西北农学院，同年进入国立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西北工作站工作。新中国成立后，该工作站更名为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西北工作站。上世纪50年代初，国家百废待兴，科学界也亟待发展，急需人才，特别是需在实践中培养年轻人才，父亲作为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选拔抽调的几个年轻人之一（其他几位有汤彦承、刘亮、陈守良、贾良智等）被派往南京大学，师从著名植物分类学家耿以礼先生，研修禾本科植物分类学。此间，在耿先生的挂帅之下，研修人员编纂完成了《中国主要禾本植物属种检索表》（科学出版社，1957）和《中国主要植物图说——禾本科》（科学出版社出版，1959年），该著作图文并茂，是我国禾本科分类的重要经典文献。耿先生指导过的这几位年轻人后来均成为卓有成就的植物系统分类学家，也是编写中国植物志第九卷、第十卷的基干力量。在大师门下两年的学习，为父亲此后40年专注于禾本科植物的系统、演化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作为植物分类、系统学家，父亲不仅为《中国植物志》、《中国主要植物图说（禾本科）》、《秦岭植物志》、《西藏植物志》、《青海经济植物志》、《西北野生有用植物手册》、《青藏高原药用植物图鉴》等重要志书的编写工作，为我国生物多样性的调查、分类和分布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在植物系统、演化研究上也颇有造诣。他从植物类群的形态变异入手，侧重器官的形态演化，同时结合地理分布、生态环境等方面的资料，探讨植物类群间的系统发育关系。他尤其对禾本科植物的起源、演化有精深独到的见解，提出了有创见性的学术观点，为该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科学证据。体现他学术思想的主要代表论著包括《我国小麦族的形态演化与分类、分布的研究》等。这些研究成果得到了国内、国际同行的高度认可和评价，为后人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所谓他自己常说的、并曾在给我们的信中写的：“我发表论文，死后留给后人批判，我一生若有几句老鼠牙齿咬不烂的话、批不倒的真理，死也瞑目了”。
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在前辈的研究基础上，父亲与他的同事崔友文、王作宾、傅坤俊、唐昌林等深入到秦岭腹地的太白山，大巴山等地，采集标本，积累资料，于七十年代中期开始编著《秦岭植物志》。该书的编著对摸清秦岭地区植物种类、探讨秦岭植物区系特征及演化以及对理解中国南北气候分界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该书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1979年获陕西省科技成果二等奖。
六十年代初，中国科学院在青海省西宁市组建了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当时的第一任所长冯浪先生为建所求贤若渴、广纳人才，他在国内各科研院所四处奔波求援，选调一批思想素质好、业务水平高的专家学者作为各研究室的领导和学科带头人。父亲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被冯所长亲临西北植物所招贤，于1965年踏上了青藏高原，被任命为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所植物研究室主任兼党支部书记，全身心投入到研究室的建立和学科筹备工作中。
父亲是一个治学严谨的人，他常说搞科研跟盖大楼差不多，要把基础工作搞扎实再向更高的目标前进。科学论文一定要在获得真材实料的前提下去写，不能东拼西凑自欺欺人。这是父亲一贯的工作态度，他一生不是奔波于崇山峻岭，就是埋头于标本室和书案。常听父亲说，干他们这一行，要吃得了艰苦、耐得住寂寞，坐得了冷板凳，要有忍饥耐渴的本事。搞野外工作，吃不上饭喝不上水是常有的事，外出采集时，经常工作十几个小时，又苦又累，饿了啃几口干粮，渴了喝几口山泉水。回到驻地，无论多晚,无论多么疲倦，也要及时压制好标本，不能过夜，否则植物干了、变形了就前功尽弃。野外工作的那份艰辛非亲历过的人是难以想象的，而父亲出于对科学的严谨认真，出于对事业的执着追求和发自内心的热爱，从无怨言，乐此不疲。扎进植物的王国，世间的一切喧嚣都归于宁静；徜徉在自然的秘境，聆听花草奏出的灵动和弦，唯有他与植物间的真情对白。
七十年代初，在大规模的青藏高原科学考察之前，父亲就率先前往西藏进行植物调查，那时他已是年过半百的人了。陪同他一起进藏的只有刚从南京大学毕业到植物室工作的沙渠叔叔。临出发前，当时的军代表郝队长望着父亲孱弱的身躯，担心地问他能顶得住吗，他幽默地笑答：“不怕，前有党中央引路，后有沙和尚保驾”。由于人员较少，没有配备专车，他们就带着生物所的介绍信，背着氧气袋，搭乘了运送进藏物资的总后部队的军车沿青藏公路前行，翻越日月山，闯过茫茫戈壁无人区，一路上险象环生。白天沿路采集标本，夜晚寄宿兵站。在唐古拉山地区采标本时，严重的高山反应使得他头痛欲裂，耳鸣目炫，整个人的感觉就像是站在一个晃动的大筛子里，头重脚轻如腾云驾雾。到达拉萨后，他看到街头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正为浪费那么多纸而惋惜时，忽然灵机一动：这不正是可以用来压制标本的好材料吗，吸水性好还能废物利用，可谓一举两得！于是他们趁夜晚上街撕大字报。事后听父亲给我们描述这一路上惊险曲折的故事，真有点爱丽丝漫游奇境的感觉。
1977年6～10月，年近六旬的父亲又第二次随西北高原生物所西藏动植物科考队进藏考察，他们从西宁出发经兰州南下，途经陇南各地到达四川，而后又沿川藏公路进入西藏。自然界瞬息万变的天气、突如其来的各种危险和考验，他们都因经历得太多而习以为常。虽然科考的征程千难万险，但不经风雨怎见彩虹，父亲两次进藏获得的珍贵标本为《中国植物志》及后来吴征镒院士领衔主编（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作为三个主持单位之一）的《西藏植物志》提供了大量丰富详实的原始资料。
1973年，在广州召开了《中国植物志》、《中国动物志》和《中国孢子植物志》三志会议，至此一度受文革干扰，被迫停止的《中国植物志》编研工作得以恢复。父亲参加了广州会议，被选为《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委员，为西北高原生物所争取到参加这项重大科研项目的宝贵机会。会议一结束他就日夜兼程返回西宁，率领植物室的同志们投入到紧张繁忙的工作中。当时设在北京植物所的植物志编委会没有专门的办公房间，父亲和其他外地的编研者们来京查阅标本、资料时就几个人挤在植物所简陋的招待所内，战酷暑斗严冬，伏案写作，笔耕不辍。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他们仍坚守在北京与植物所的同志一起搭防震棚，白天在院子里工作，晚上睡在床底下，一心想完成好历史赋予的这项神圣使命。有一年，为写书稿他大年三十都未回家，直到初一才返回西宁。《中国植物志》这部科学巨著最终集合了我国300多位植物分类学家45年的艰辛努力，于2009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而此时，父亲已离开我们16年了，但我们相信，他在九泉之下也为这个包含了他心血和汗水的重大科研成果而开心和自豪。
为了中国西北植物区系的研究，为了“青藏高原隆起及其对自然环境和人类活动影响的综合研究”，为了《中国植物志》等重要志书的编撰，父亲和他的同事们不知多少次赴野外考察并采集标本，秦岭、青藏高原、新疆的戈壁等等，广阔的山川旷野留下了他们的足迹。1974年父亲带队赴新疆进行野外科考期间，由于不停地跋山涉水，关节炎、坐骨神经痛的老毛病发作，严重时行动困难，为了不影响采集进度，他带病坚持工作，多亏了同行的广州华南植物所的林有润叔叔略懂中医，给父亲针灸按摩，才得以顺利完成那次任务。父亲回来后每每提及林叔叔都非常感激，工作中的相互支持、通力协作，生活上的相互帮助，学术上的切磋交流、彼此尊重，使得他们成为亲密的良朋益友。
父亲身体好时走路疾步如风，其实这种走路的功夫应当是他们那一辈野外工作者练就的基本功。在那个缺少公路、没有越野车（当时他们出野外常坐敞篷大卡车）、没有先进户外装备、没有登山鞋的条件下，父辈们翻山越岭、涉水过河，走崎岖小道、探山谷险境，凭的就是一副坚实的铁脚板，顶多路途遥远时有当地农牧民的马作为交通工具。我们从小就留有这样一个印象: 每到万物复苏、春暖花开的季节，父亲就肩背标本夹，脚蹬解放鞋，手柱采集杖跟同事们离开家，走向广阔的原野。他常说：科研要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科研要服务于祖国建设，服务于人民大众，服务于经济建设。由于他是搞植物分类的，所以每到一个地方，都先把当地的植物分布状况弄清楚，边调查、边采集、边记载。多年来他养成了一个做资料卡片的习惯，在他办公室的书柜里有大量用线绳穿起来一摞一摞的小卡片，上面分别记载着各种植物的中文名和拉丁文学名、简单的线描图、产地、特征、用途、药用价值等。他认为如果对所考察地区的植物资源不清楚就是植物工作者的耻辱。在科研上他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始终奉行“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实事求是原则，他总是说科学就是要探求事物的本来面目，来不得半点虚假，否则就是对科学的亵渎；发现新种是很不容易的，不掌握全部文献就不能随意说发现了新种；对某些新发现或存疑但难以考证的植物，其名称若只能定到属，就绝不轻易给个新种名，如发现所鉴定名称有不对之处就要立即改正。
父亲十分重视植物资源的合理利用及保护问题，对破坏生态平衡、导致植物资源枯竭、造成种群绝灭的恶劣行径深恶痛绝。对植物资源与环境保护，他提出了不少有益的建议：既要重视挖掘我国尚未得到充分利用的植物资源，又要十分注意这些资源的保护工作，避免不合理开发而造成的恶果。80年代改革开放后，他经哈佛大学阿诺德标本馆胡秀英博士的介绍，并在胡博士的积极帮助、推动下，与美国农业部Douglas Dewey博士等美国禾本科研究专家合作，筹建青海省禾本科种质资源牧草研究中心，为小麦、大麦、鹅观草等重要作物、牧草种质资源／基因库的建立，为这些资源的保护利用奔走操劳。
父亲是个十分珍惜时间、迷恋工作的人，只要不出差，他的生活轨迹就非常简单，经常是家—办公室（或标本室）两点一线。在他的世界里，事业就是他最大的爱好，爱好又是他痴迷的事业，二者已经自然和谐的融为一体。他曾在通信中告诫我们，“所谓事业心，即我们有勇气活着就是因这颗心；没这个心，就活不下去”。高原的夏天日照较长，偶尔父亲在晚饭后会领着我们沐浴着夕阳的余晖，到外面去散步。当时生物所的对面是一大片农田，他最爱带我们走那田野间阡陌纵横的小道，边走边从田垅上揪起一棵草或一朵野花，教我们辨认，讲述其特征和生活习性、药用价值等，他的讲述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奇妙的植物王国，以致于小妹延平后来也将植物学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和爱好。
父亲在青海工作近三十年，曾任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副所长、九三学社青海省委副主委、中国植物学会常务理事、青海省植物学会理事长等职务，为推动所里和省里的科技和行政工作尽心尽责。他任九三学社青海省委副主委期间，组织九三学社省内社员参政议政、建言献策，发挥学者专家的群体智力的优势，为青海省的科技、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做了大量积极有效的工作。
甘当人梯 提携后生
父亲这一生，惜才如金，只要他见到专注于事业、刻苦勤奋、埋头苦干的人就特别欣赏。时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的诸国本先生，谈起父亲与他的那段结缘，时隔几十年后，仍没齿不忘其知遇之恩:1970年7月，复旦大学毕业的诸国本先生是西宁市大堡子卫生院的一名医生，去黄南藏族自治州参加青海省中草药学习班时结识了父亲。两人一见如故，父亲欣赏他的才华和勤奋好学，此后连续三个夏季，都把他从卫生院“借”出来，参加全省植物资源普查，跑遍了青海全境，他说：“由于郭先生的教导，我才增加了植物分类学的知识”。 有一次在长江上游通天河边的称多县，采集了独一味、异叶青兰、水母雪莲等十几种草药标本。诸国本当着父亲的面，喟然叹道：“可惜这些草药都没有载入本草啊！”父亲说：“藏医本草里都有的。”诸国本后来回忆道：“郭先生讲话的声音从来很平很轻，但他这句话像霹雳一样把我震了一下。他向我指示了藏医学的深宅大院，也让我足足谦虚了一辈子。”
当年，父亲在野外考察工作中认识了几个毕业不久，分配在玉树、果洛州工作的大学生，带着他们采集标本辨识植物，鼓励他们在实践中增长才干，恰到时机地给予悉心指教；回到所内，还经常带他们到家里来，一边招待吃饭一边研讨问题。在工作中逐渐加深了解，被他们勤学好问的精神、吃苦耐劳的毅力所折服，想方设法为他们能从事科研工作多方奔走、大力举荐。现在他们都成了生物所或青海省的科研业务骨干。
八十年代初，一批恢复高考后的大学毕业生和研究生来到生物所，父亲十分欣喜，他感到科研事业后继有人，以很高的热情、大量精力培养年轻人才。他重视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和工作能力，鼓励学生自由探索和钻研；他同时注意在重要问题上给学生以及时指导，有时白天没讨论完课题事宜，晚上还要把学生叫到家里来继续畅谈。以外，他鼓励学生扩宽知识面，开阔视野，多方面思考自己所从事的研究，不赞成他们只局限于阅读自己所研究专科的文献。他要求学生既要学习书本知识，又要经常参加野外调查，广泛识别植物，逐步达到既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在生活上，他对学生关怀有加，嘘寒问暖，逢年过节怕年轻人想家就请他们来我们家做客，学生们在他面前毫不拘束畅所欲言。
1986年父亲带病最后一次携研究生去川西草原考察，一路劳顿、风尘仆仆。返回时，四川的同行要帮他定机票以缓解疲劳，他却执意要乘坐长途汽车先经玉树再回西宁，为的是沿途考查草场植被，再采些标本。回到家已是凌晨两三点，怕惊扰我们，他悄悄的摸黑和衣而卧。
在父亲患病后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仍然坚持用哆哆嗦嗦的手，亲笔给请他鉴定标本或探讨学术问题的外地学者、学生写信作详细的解答，到后来病重时，实在无法提笔写信了，他就口述让我们代笔回复。
大爱亘古
六十年代初，父亲曾在某大学兼课，有的学生家庭较贫困，他就用自己节省下来的工资接济这些学生；生活困难时期有些同事求助于父亲，他总是慷慨解囊。他生活质朴，一贯弃奢从简，待人谦和坦诚，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从不夸夸其谈，更不私论是非，追求真理，刚直公正，襟怀坦白。
父亲在生活上始终保持低标准，只求简单方便，吃穿用都不讲究。他治家的原则是物尽其用，除了必须的生活物品外，其余的东西能省就省，能修则修，能凑合就凑合。按说父母的工资收入在当时的情况下是较高的，但我们的生活却过得比较艰苦，日常伙食粗茶淡饭简单随意。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彩电在一般家庭都已经普及，但父亲坚持不买，直到他去世家里还是那个十二寸的黑白电视（即便这个小电视还是我们竭力争取，加上父亲的同事努力劝说，以“孩子们要学习英语”的名义才买下来的）。平时父亲对钱抠得很紧，每月发了工资后，他只拿出一小部分给母亲作为我们的日常生活费，其余的经常是遇到他人有难处时，他就会私款公用。父亲一年到头总是那两套蓝或灰色的中山装，出野外时总穿一双解放鞋，平常就穿黑布面的“懒汉鞋”，他此生只有一双年轻时买的皮鞋，当有重要活动时才穿一下。内衣破了就缝缝补补接着穿，母亲说这样穿出去别人会笑话，父亲则反驳：我自己穿着感觉舒服就行了。他请人给我们做衣服或买衣服都是尽可能又宽又大，为的是让我们能多穿几年，母亲常笑称这是老鼠披荷叶。父亲在生活上的开支尽量节省，唯对购书情有独钟。他时常逛书店，每到一个地方出差都要光顾当地的新华书店，买科普书、专业书和具有教育意义的图书，并在每本书的扉页上都写下“欢迎借阅，阅毕请归还”。他非常珍爱书籍，几乎每本书他都精心包上书皮，然而，他简朴的生活本性使得他舍不得用新牛皮纸包书，而是用水泥包装袋的外层或印刷品包装袋等废纸。印象最深的是我们小时候，每到学期伊始发新书时，父亲就变戏法似得拿出平时捡拾积攒的废旧纸亲手教我们包书本，我们不乐意嫌难看，他就哄我们：用这种牛皮纸包书最好了，结实耐用。笔记本和作业本也要求我们正反两面都要写。床单破旧了他让母亲把中间破的地方剪去，再把两边的対在一起缝成一个小床单。大姐上中学时，学校离家较远，父亲这才从所里一个要调走的同事那儿买了一个二手自行车。有人对此不理解，可父亲总是淡然一笑说，生活嘛，不就图个简单方便，饿不着冻不着就行了，搞那么复杂和讲究的形式干啥，劳民伤财，要把时间和精力多花在有用的地方（他认为有用的地方就是学习和工作）。他就是这样，对自己和家人生活上的节俭几近苛求。
父亲对自己、对家人很吝啬，但对亲戚朋友，对同事、学生甚至不相识的人却是慷慨大方：他曾给家乡的学校寄钱捐资助学；哪里遇到自然灾害他都在第一时间寄去钱款；看到乞讨的灾民他总是解囊相助；买农民的菜和鸡蛋时从不让找零钱。他悲悯苍生，心柔若水，默默的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这些一桩桩一件件不起眼的小事，有些是母亲或父亲同事告诉我们的，有些是自己亲眼目睹的，还有一些是他去世后从他的往来书信中得知的，它们折射出父亲博大的胸襟、高尚的情怀、人性的光辉。
1966年春河北邢台地区遭受地震，父亲悄悄的赶到邮局给灾区寄去贰佰元。同年，他在乐都县曲坛公社下乡驻点时，看到当地的农民生活较贫困，回来后，就给乡政府寄去一百元，同时还写了一封信，为当地一颗老木瓜树如何保护利用提出建议。对于父亲的义举，公社党委专门回封信致以诚挚的感谢，我们至今还保存着那封珍贵的信件。还有一件事令我们记忆犹新：那是在七十年代，父亲在湟中县三合公社寺台大队搞中草药普查时，看到当地的自然条件较差，突出问题是村民的人畜用水困难，父亲觉得帮一两个人解决不了问题，于是他就给当时的大队党组织建议，修一个小水电站以解燃眉之急，同时自己捐资几百元钱买了一个小水泵，后来村里采纳了父亲的建议，缺水的状况大为改观。有一年，父亲的工资涨了一级，他硬是不去领取那份涨的钱，就这样一直在所财务室压了十几年，直到他去世才作为党费上交了，这个情况是在父亲的追思会上我们才知晓的。
父亲对自己的生活态度是不刻意追求，但他对别人的事却上心到细致入微的地步：有外地的同行来所出差，他总是事无巨细的安排、帮助和招待，即使到了年事已高时，身体较弱的父亲还总不忘让远道而来的同事到家里吃便饭，经常会把家里订的牛奶匀出半斤来给客人做早餐。食堂的胡师傅家有六七个孩子，家属又没工作，生活较困难，父亲时不时给些钱或粮食接济他，还有些锅炉房的师傅和后勤人员也受到过他的帮助，父亲就是这样善解人意、设身处地替别人着想，用他那博大的胸怀包容和温暖周围的人。
永生的楷模
父亲在对子女的教育上身体力行起表率作用，很少空泛说教。他常告诫我们，人生在世学习工作、接人待物都要用哲学思想指导；要勤勉学习，活到老学到老；劳动光荣，不劳而获可耻。工作要脚踏实地不要好高骛远，要任劳任怨，不要看不起简单平凡的工作，能把简单的事情做到极致即是一种境界。他教导我们“从为人民服务中找安慰、找寄托，这是快乐、安慰的泉渊，离开这一高尚理想，人生就空虚无依，甚至无限悲伤，这是我劝你们的人生哲学”。对于我们的学习和工作，他言传身教，让我们“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牢固掌握基本理论，使学科间的知识相互渗透，从而站得高，看得远，不断发现新的真理。真理的源泉在于钻进去，探索究竟；而后再爬出来，看看大天地，以确定探究的大方向。”
父亲一生襟怀坦荡、两袖清风，没给子女留下钱财房产，但他又是最富有的，他一生踏遍了大西北的万水千山，采集了成千上万份植物标本，留下宝贵的原始资料、文献供后人学习、借鉴参考。他那孜孜以求的奋斗精神、坚韧不拔的顽强意志，严谨治学的科学态度、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克己奉公的高尚品德，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谦虚美德，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为我们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还有什么遗产能比这些更有价值，更有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