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藏高原是世界屋脊，也是最年轻的高原，地域辽阔，自然条件特殊。然而，独特的生态环境对于生物学研究既是特殊的领域又是难得的宝地。她的神秘、独特吸引了国内外学者的极大兴趣和关注，也引起决策人的高度重视。

1962年经中央批准，中国科学院下发文件在高原古城西宁成立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以下简称生物所）。（其前身为1959年筹建的中国科学院青海分院生物研究所，1961年11月调整为青海省生物研究所，12月中央西北局科委筹委会又调整为西宁高原生物研究所），逐步建立和发展我国高原生物学科。

在海拔高经济文化落后的边远地区要想建成一个国家级的研究所谈何容易！1962年建所时，各方面条件都很差，没有自来水，住的是“干打垒”，生活上的温饱还有很大困难；工作条件只有简陋的三排土平房，少得可怜的图书资料（400多册）和仪器设备，连汽车也没有一辆；最缺乏的是没有高级研究人员。研究所就是在先天不足，面临着严峻考验时诞生的。

第一任所长冯浪同志是1937年参加革命工作的老干部，是艰苦奋斗的优秀模范共产党员，是生物所主要创建人之一。为建所，他四处奔波求援，招贤若渴，搜罗人才，创造条件；把听从党的召唤，刚来所和毕业不久调进来的大学毕业生，送往老所，向老科学家学习，进行专业培训；还请专家、学者来所讲课。他工作上埋头苦干，苦心钻研业务，经常学习到深夜，每天早晨还坚持学习外语；同时，向来所考察的专家、学者仔细询问，虚心请教。他关心同志，唯独没有自己。在生活上不住省人委分给他的厅局长宿舍楼，而是搬到古城台，全家8口人住两间“干打垒”土平房；把别人送给他的鱼、肉、菜拿都到大食堂给大家吃。

生物所的广大科技人员和职工来自天南海北，五湖四海，热爱科学和开拓高原生物科研事业的共同理想把大家紧紧地团结在一起，老所长的创业精神和饱满的革命热情深深地感染着周围学子，大家精神饱满，无怨无悔地奉献自己的青春和智慧。老所长和大家同甘苦、共创业的鱼水情，进一步激发了他们的斗志，决心用自己的青春热血燃起创业之火和理想之光。这股热血沸腾的精神力量成为了克服困难的源泉。在老所长的领导下，大家同心同德，誓为高原生物研究闯出一条成功之路。

1965年，中国科学院酝酿“三线”建设，决定支援边远地区的研究所，将中科院动物所的动物生态研究室和昆虫生态研究室以及中科院植物所的部分植物生态工作者迁到西宁，同时把华北生物所的动物室和植物室的生态研究人员也迁来，夏武平副研究员也随同马世骏调入生物所，计划在生物所的基础上筹建中国科学院生态研究中心。这时，由于冯浪所长的艰苦努力，自来水、食堂、办公楼（拟建研究楼已批）、宿舍楼、汽车、仪器设备、高级研究人员亦有了。广大科技工作者和职工，把高原生物科研事业的成功和荣辱看成自己一生的事业象征，把她的兴旺发达和自己对事业的追求，对祖国的贡献连在一起，同步共鸣、共振。建所初期（包括迁来）的这两百多人是奠定扎根高原，开拓高原生物科研事业的牢固基础。

根据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下达各专业、各学科《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研究任务通知书》，冯浪所长和各部门党员负责人组成党的领导小组，组织了8项重大科研活动：1、青海湖鱼类区系、资源调查和生物学特性研究；2、扎陵湖、鄂陵湖渔业资源考察；3、祁连山、玉树动物、西顷山鸟、兽、昆虫区系调查；4、祁连山（门源、祁连）植被、青海草原地区弃耕地植被恢复，玉树草场植被和土壤、河卡地区植被调查；5、达乌尔鼠兔种群数量消长规律和控制措施研究及新疆灭鼠技术普及；6、循化县下滩大队粮食稳产高产样板田研究；7、春小麦新品种选育及其经济性状的遗传研究；8、经济植物的开发利用（青海大黄、东莨菪），唐古特山莨菪定向栽培。

1966年5月，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6月中科院各所也毫无例外地被卷入进去。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揪斗“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使得1966年1月任命的马世骏副所长及大量业务人员不能来所，成立中国科学院生态中心未能如愿，科研工作受到了严重的干扰和摧残。

1967年12月，生物所革委会成立，冯浪被结合任革委会主任、党的核心小组组长。1970年2月调离生物所去青海省康扬五、七干校学习。冯浪和党的领导小组成员为生物所的人才建设、条件建设、学科建设呕心沥血、竭尽全力，为生物所的成长奠定了基础。

1970年3月，青海省革委会政治部派常韬同志到生物所主持工作。不久生物所即下放青海省。一年后中共青海省委批复任革委会主任（所长）中共党的核心小组组长。1971年党委选举后，经中共省委批准又任所党委书记。常韬同志1937年参加革命，曾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过，并在抗大特科队任过政治处组织干事和党的组织委员。他深深理解广大科技人员强烈要求开展科研工作的迫切愿望，便遵照“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排除干扰和冲击，组织大家搞科研。在所内及时调整了研究室并在青海省科委党的核心小组领导下制订了新的方向和任务，有组织有领导地开展科研工作。1970年12月将植物室的遗传生理组独立出来，成立了农业研究室，分析组独立出来，成立了分析室，1973年调整方向任务后又更名为资源室。他特别重视发挥高中级知识分子的作用，为了加强党对科研工作的领导，推荐夏武平任革委会副主任（副所长），增补他和郭本兆为党委委员，并得到省委的批准。常韬和青年业务组（业务处）长，能正确对待科研工作，在青海省科委的支持，常韬所长的安排下，生物所于1972、1973、1974、1977年前后四次组织到西藏进行较大规模的动植物考察，这对以后我国的西藏科学考察总结动、植物部分起到重要作用，如编写《西藏哺乳类》、《西藏鸟类志》、《西藏植物志》（1-5卷）等。通过这些考察还为发展高原生物学，编写《中国植物志》、《中国动物志》提供了珍贵资料。

常韬和夫人

青藏高原国际科学考察讨论会经邓小平批准同意于1980年5月25日——5 月31日在北京召开。《青藏高原隆起对动、植物区系特征与演化的影响》，收到论文72篇，生物所（包括印象初、何廷农在内）提交论文11篇，其中3篇第一作者分别为中科院地理所、动物所、水生所，生物所为第二作者。西德植物学家史活瑟认为中国同行文章“是扎扎实实的”。

粉碎“四人帮”之后，生物所在党委的领导下，认真清除“文革”动乱的危害，同时紧紧围绕科研工作，抓课题研究进展，促进科研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所长、党委书记常韬同志在抓好全面工作的同时，大力支持循化县下滩大队基点工作，在培育出春小麦良种“高原506”后，又进行大面积推广种植，使循化县很快由缺粮县变为余量县。他又连续三年深入到柴达木盆地春小麦高产区，亲自帮助选点，安排好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多方沟通协调驻点工作的同志和所在农场的科研工作。在培育、试验的关键时刻和重大问题上发挥了领导的正确决策作用，有效的保证了“338”品种的顺利问世，并提前两年于1978年在柴达木盆地香日德农场创造了三亩九分一厘春小麦试验田，首次突破亩产吨粮大关，平均亩产2026.1斤的世界纪录。

1975年夏武平在党委班子的支持下，以自己的远见卓识，为生物所的学科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率先冲破“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对生态学研究设置的障碍，集中动、植物生态研究人员建立了生态研究室；1976年，在生态学界强调生态系统研究重要性的背景下，生物所率先开展了这类研究，在门源种马场建立了定位站，即后来的中国科学院海北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定位站。精心推动了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初级生产力、次级生产力、分解者以及物流、能流等研究工作。因建站时间较早，影响较大，以至中国科学院1978年在西宁召开了陆地生态系统工作会议，筹划全国生态系统定位研究工作。

夏武平同志任所长后，不失时机的组织了建所以来的第二次智力投资，分期分批按不同层次，采用脱产集中办培训班的办法，普遍提高中青科技人的外语水平。参加学习的这批同志是五六十年代的怀有一颗开拓高原生物科研事业的优秀大学生，来所近二十年的科学研究取得了一批科研成果，具有较高素质。但由于“文革”十年的干扰，他们的外语水平稍差，又由于长期封锁，眼界和思路欠开阔，世界科技发展的日新月异急需进行知识更新。这些同志虽已过不惑之年，但大多数同志仍有强烈的进取精神，有饱满的学习热情。所长和党委非常重视这项带有战略性的工作，在所内举办英语中级培训班，其中还有部分同志以顽强的拼搏精神通过了外语培训中心或外语学院强化训练。在取得英语过关的基础上，先后有十一位同志作为访问学者出国进修学习，还有二十人次短期出国访问或参加国际专业学术会议，打开了生物所和国际间的学术交流和部分合作。这些同志在国外十分珍惜此次机会，勤奋努力，通过卓有成效的科研工作受到了导师和专家的赞誉和好评。

作为访问学者出国进修学习的同志已陆续全部回所，第二次智力投资已取得显著成效，给生物所带来深远的影响。如以王祖望为代表的第二代所领导集体学术思想开阔，锐意改革，科研和管理都取得了新的成果。为生物所进入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夏武平先生培养青年科技人员，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就开始了。1964年，生物所有五位刚从大学毕业的青年到天峻县进行草原啮齿动物生态研究（中心任务）：达乌尔鼠兔种群数量消长规律的研究，由于缺乏经验，工作中遇到了困难。五位同志就联名写信给当时任中国动物学会的副秘书长夏武平，请求给予指导，他在百忙中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回信，进行帮助指导。就在这年的六月夏武平第一次从北京来到青海天峻县，审查大家的工作，讲实际操作方法和生态学的一些基础知识。1966年他调到生物所后，鉴于当时从事科研工作的几乎都是刚大学毕业的学生，工作热情高，专业基础扎实。但是由于缺乏业务指导，影响了出成果。于是他决定放弃个人的大部分科研工作，全力以赴指导培养年轻的科研工作者。他按照各人具体情况，指导中青年科技人员写好论文。论文写出初稿后，他反复帮助修改。到1982年建所二十周年时，由于他长期以主要精力培养中青年科技人员，带出了我国比较集中的第一代高原生物学研究科技队伍。

夏武平（中）与所内同志讨论问题

这支科技队伍自建所以来，从青藏高原的特点出发，以生物资源的开发利用为其主要科研任务，在高原动植物分类区系；动植物资源调查利用；鼠类的种群生态和虫、鼠害防治；高原春小麦新品种培育和丰产规律；高寒草甸生态系统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不少可喜的成果。

在常韬所长的亲自努力下，青海省人民政府同意后，1979年中国科学院呈文经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圈阅，国务院批准生物所又重新回到了中国科学院的怀抱。

夏武平先生不但是著名的动物学家、生态学家而且还是一位优秀的科研管理工作者，曾多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包括邓小平）的集体接见。他在1992年建所三十周年回顾中认为生物所要坚定地站住，必须要在五个方面坚持不懈地努力，这样生物所的工作一定能够胜利。

一、自信、创新。告诫我们“要不断接受新的学术思想，在学术上力求创新”多借鉴外人的工作，但不应满足于模仿，争取部分人有自己的学术思想体系，创立自己的学派。深信在若干生物学领域内，能创造优势，并保持优势。
　　二、建立和发展高原生物学，他指出高原生物学的范围没有一个固定的框框，高原生物学的内涵在很大程度上靠我们来创造。了解高原上有哪些动植物，这些动植物是怎样生活的，这些工作还要继续作下去。对于生物如何适应高原的特殊生活条件，可能是高原生物学更重要的内容，这些实验生物学的工作刚刚起步，需要创造条件来发展。
　　三、多学科协作，实现双结合。工作要互相配合，多学科协作，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野外工作与实验室工作相结合，对双方都可能有新的发现，常能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相互促进，必然会得到优异的成绩。
　　四、促进科研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五、要搞好团结。要办好我所，对高原生物学有所贡献，要求广泛的团结齐心协力。除与兄弟单位团结外，更重要做好所内的团结。领导与群众之间要团结，行政工作者与业务工作者要团结，新老人员要团结，师生要团结，研究室组之内与之间要团结，都要互相谅解，互相帮助，避免内耗，这样我们的工作一定能胜利。

回顾建所的每个不同时期，此时此刻我们怎能忘记为建立和发展高原生物学做出卓越功绩的第一代所领导集体，他们如同天上的繁星璀璨闪耀，在建所50周年这个特殊日子里，我们更加缅怀他们，请历史记住！艰苦朴素，两袖清风的老所长冯浪先生；急科研人所急，想科研人所想，精心呵护生物所成长的常韬先生；开创了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的一代宗师夏武平先生。他们事迹将永载史册，激励第二代、三代……科技队伍不断创新，攀登科学高峰，为高原生物科学研究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张文须执笔.献身高原建功立业（打印件）.1985年11月

2、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志编撰委员会.《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志》稿.2012

3、中共青海地方组织志编纂委员会编.中国共产党青海地方组织志. 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5. 148-149

4、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所史编纂委员会编.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简史.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 186-187，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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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庄建、李蔚.动物学家夏武平甘做人梯人民日报 1983年11月30日

8、周洪涛、石怀呈.把毕生精力献给祖国的科技事业 记我国著名生态学家夏武平 青海日报 1978年7月9日第三版

2012-7-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