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成立50周年暨海北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定位站成立36周年

　　为了记住历史的瞬间和难以忘却的人们，将我的记忆撰成短文，献给同我一起奋斗、关心和帮助过我的一代同仁们！

　　一　背景

　　大约从上世纪中叶开始，西方世界的生物学家们已从孤立而简单的平面透视法出发，进行了长期的生物个体与环境关系研究的传统生态学中解放出来，正向立体观念上地系统生态学思想转变。这种转变催生出了《生态系统生态学》和IBP计划的诞生。当这场革命性的学术冲击余波传入传统而封闭的东方大国时，首先震撼了地处祖国大陆西部高寒极地的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的一批正渴望找到学科发展新思路的动植物生态学学者们的心。时间之剑指向70年带，一方面，时值文化大革命的动荡渐趋平静，人们开始坐下来思考问题。另一方面批林批孔（实为批邓、批周）的高潮又将掀起的情况下，当时所里的动物研究室主任夏武平先生顶住压力组织了几场研究方向的大讨论。经过几年的讨论酝酿，达到的共识是发挥本所多学科并存的优势，联合起来向一个方向发展是唯一正确的出路。

　　当时心潮澎拜的我们，在一位德高望重、富有远见卓识的学术带头人夏武平先生和时任本所植物室主任的萧运峰先生的共同策划下为组建生态室和选定生态系统定位站开展了多方面的筹备工作。其中最重要的是以萧运峰为队长梁杰荣为副队长组织植物、鼠类、昆虫、鸟类和土壤生态等方面的专家选站和成立生态室。从1973至1975年，对贵南木格滩高寒草原、天峻阳康及海北门源地区的高寒草甸和诺木洪荒漠及农田生态系统，开展多学科协同研究，以探讨多学科共同攻关，并于1975年5月成立了国内第一个生态学研究室。夏武平先生任首届室主任，萧运锋先生任副主任兼书记。当时国际性的以IPB计划为核心的生态系统生态学已经完成了试验性的第一阶段的工作，失败与经验并存。呈现在决策者们脑海中的长期定点研究的一幅中国生态系统生态学蓝图将从哪里开始？

　　二 选点

　　生态室成立后组织的第一次选点考察启动于1975年7月。考察队由萧运峰先生率领，10余位具有多种学科专业特长的科学工作者（多数是30-40岁的中年学者）参加，记忆较深的有吴亚（昆虫）、刘季科（兽类）、梁杰荣（鼠类）、武云飞（鱼）、沙渠（植物）、谢文忠（植物）和我（鸟类）等11人组成。第一条路线是向西部进发。一辆解放牌大卡车装载着工作与生活用品及最宝贵的人，早上8点从西宁市出发向海西州方向行进。当时的路面糟糕到了极点，一路上尘土把车和人包裹成一团土球在干旱的草原和荒漠中颠簸、滚动。我是当年唯一的一位女性，性别的稀缺，给了我乘坐驾驶室的优待。我在狭小的驾驶室中一刻不停的翻滚，头变成了夯，不时地砸响车顶，只觉得整个人就像装进了搅拌机。我暗想，坐在车厢中的他们是什么摸样？颠簸中也有过短暂的平静，双目望去，沿途几乎全是茫茫戈壁，一片寂静，缺少生机。野草成了稀缺资源，更见不到鸟儿飞翔，仅有的几种荒漠动物正经历着饥渴的考验，蜷缩在石缝中乘凉。稀疏、寂寞的芨芨草和荒漠之神-红柳在风沙中摇曳，彰显着生命的顽强。司机李世龙承载着一车人的生命，使出了浑身解数，10多个小时、300多公里的连续跋涉，他的责任和劳累是可想而知。晚上11点多钟到达小镇茶卡歇息。

　　第二天一早又出发，进入柴达木盆地后，除了荒漠景观外也有零星的镶嵌着被劳改农场开垦的防护林和农田绿舟，向我们展示着生命系统的力量。经过六百多公里的颠簸和风沙洗礼后的我们首站到达海西州的劳改农场所在地-诺木洪，海拔2800米，西行路线的考察就在这里扎营。记忆之中，那里是一块平坦，开阔，气候温和，水源充足的肥美农庄景观。廉价劳动力和严格地管理制度使这里变成了高产春小麦的粮仓和绿洲。农场领导热情接待了我们。清澈见底的水库鱼塘，自产的新鲜面粉蒸出雪白的馒头，香气扑鼻。男同志的行军床安放在农场办公楼的会议室，我被安排在一间办公室住，整洁、安静，顿时产生出像进入了天堂般的舒适感。

　　休整一夜后的我们精神抖擞，第二天一早就各自按自己的学科进行了一个多月的动、植物的联合考察，对半荒漠景观的生态系统有了一些感性认识。白天工作时，蚊子的侵扰成了最不和谐的音符。几次考察结果由夏武平先生指导，萧运峰编辑出版了《生态学论文》第一集（高原生物学集刊的前身）。

　　第二年，1976年决定由萧运锋先生负责带队，向北线进发进行第二次选点。3月份，梁杰荣、杨福囤、郑生武、谢文忠、李建华及张金霞等人首批到达门源县的种马场进行前期摸底考察。7月，第二批进入这里的人有皮南林、刘季科、吴亚、乐炎舟、沙渠、王在模和我。司机何玉珠驾驶的东风牌卡车上装有两排木质长凳，比起第一年的空车厢来说也算提高了一个档次。

　　当日到达海北门源种马场，第一个接待和欢迎我们的人是当年马场副书记王德须同志，他给了我们最大的理解和支持。时值盛夏，这里与半荒漠的柴达木相比，远眺一片碧绿，是个水草丰美的优良牧场。草甸宛如一张巨大的绿色地毯布满山丘沟壑，但细看，发现被啮齿动物破坏的千疮百孔。特别是公路两旁一个个堆积成的大小不同的土丘，看上去又像两只巨大的纳鞋底，可以说是一个病态的草地生态系统。但当我们登上四千多公尺的祁连雪峰俯瞰草原时非常兴奋，立即被满目山峦起伏、绿草如茵、野花飘香、鸟歌嘹亮的开阔、幽静草甸景象吸引，看上去恰似一幅云水苍茫、淡远空阔的意境画。

　　三 建站

　　当年学者们的足迹踏遍种马场的各个角落后最后决定住扎在风峡口种马队。虽然这里地处青臧高原的边缘，但景观、地貌、植被等特征与高原腹地极为相似。几间土坯累起来的马厩分别成了我们的办公室、宿舍和食堂。行军床作椅子，工具箱当桌子是生活和工作的基本条件。我因性别差异，安顿在约6平方米的一个小单间，主要设施是一个小土炕，一个小马槽（当桌子）。虽然到处弥漫着马粪味，但比帐篷挡风、遮雨。夜晚，点点烛光，多少给漆黑寂静的草原增添了光明和生机。虽然馒头和米饭半生不熟，饮用从沼泽地引过来的渠沟水，烧开了也只80多度，但习惯了艰苦创业精神的我们感到无比愉快、轻松，毕竟比流动考察舒服多了。

　　随后陆续加入这支队伍的有生理生态组的王租望、曾缙祥、韩永才和鼠类专家樊乃昌等人。他们当年就搭建了非常简陋的实验室，完成了最初的实验工作。定居下来的我们在定位站的第一任站长萧运锋）的亲自带领下，各专业人员自己动手运土、铺路，栽桩、拉网、开辟实验地。灭鼠、种草，徒步考察每个角落和每一座山。几天下来对蚊子过敏的领队萧运峰先生像是一位打了败仗且伤痕累累的班长（后因对蚊子过敏于78年调走）。此后，领导层决定投资一万元先修建10间砖木结构的平房，并立即投入基建。第二年，一排崭新平房建成，奠定了定位站的雏形。在中国，一座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生态系统研究站诞生了，决策者是令我们长期怀念的夏武平先生和萧运锋先生！

　　1976年，对中国人来说真是极不平凡的一年。元月，周恩来总理逝世、7月朱德总司令逝世和唐山大地震。9月的中秋，已是雪花纷飞、寒风凛冽，又传来毛泽东主席逝世的噩耗，全国人民沉浸在连续不断地悲痛之中。我们留在站上的几个人在樊乃昌先生的组织下坐在马厩的土炕召开了缅怀领袖伟大功绩的悼念会。由于交通的关系我们中的一些人一直坚持到10月份才离开定位站。

　　以后数年陆续加入这支队伍的第一代元老还有植被专家周兴民、微生物组的李家藻、朱桂茹、杨涛；土壤组的张金霞、王在模等植物生理专业的张树源、贲桂英、张宝琛、动物学家周文扬及擅长数学模型的专家魏善武和周立先生等人。

　　退伍军人出身的周永福和畜牧专家王德须先后担任政治指导员和后勤站长多年。二人是科研人员的良友，一直陪伴我们走过很长的路。定位站的每一步发展、每一项成果也凝聚着他们的心血和汗水。为站上服务过的司机不下10余位；其中郭庆虎、何玉珠、金丰治、张勇等人已远离我们而去。健在的服务时间长的老人员有崔金泉、李树荣、李世龙、刘新国、王佐平、王金汉、彭向东、马宏、李维平、张庆云、胡一木等人，历史也应铭记他们的辛劳奉献。

　　四 宗旨

　　考察出发之前，夏主任和萧副主任一再叮嘱我们，不要只考虑科研，重要的要立足于为当地的畜牧业解决实际问题。因此科研与生产实践相结合就成了我们的研究宗旨。鼠害的治理，草原的改良，高寒草甸生态系统运动规律的探寻就从这里开始。一幅绿色的画卷，貌似简单、高寒、荒凉、冷漠的面纱将逐渐被揭开，展现在人们面前的将是一部永远破解不完的自然演化史。我们扎根这里就是要逐步解读、诠释和书写青藏高原的现在、过去及将来的新篇章。当时每个人怀着一棵炽热的心、欢快的情、朴素的信念开始了历史赋予我们面前的职责。

　　夏先生1986年作的“牦牛颂”，就是记录当年还算年轻的科学家们的单纯、朴实、热情、执着的精神面貌的真实写照，也反映了当时科研人员的精神面貌。

　　五　追忆

　　1978年，我们第一批研究成果在国内引起反响；当时任中国生态学会的理事长马世骏院士在西宁主持召开了全国第一届陆地生态系统学术研讨会，吹响了中国生态学家向系统生态学进军的号角。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知名专家，其中就有我们熟悉和尊敬的孙儒泳院士。紧接着几个功能类似，地域不同的定位站也先后崛起。

　　在建站前后，孙儒泳先生多次来我所讲学、与王祖望等人合作作实验，并多次亲临站上了解和指导我们工作。他的首批研究生，贾西西、董铨的论文就在我们的定位站完成。孙先生的博学、谦虚、和蔼给我们留下深刻影响。已经远离我们而去的马世骏先生也非常关心我们站的研究进展，于80、86两次亲临站上问这问那，并在大会上点名表扬长期监守岗位的同志。另一位植物学界的元老，吴征镒院士80年率团来我站检查和指导工作，为站的发展提出了宝贵意见。

　　我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一位值得我们永远怀念和尊敬的老所长-夏武平先生。为了生物所和定位站的发展，他倾注了大半生的心血。他不顾年迈和视力限制，多次到站视察、指导，关心着每一个人的工作进展，随时提出指正。就连我们的论文手稿都逐字审查、修改。在他的主持下，编辑了独具特色的《高寒草甸生态系统论文集》两集。退休后，虽然人在北京，心系青海，只要老同志去看望，他总要问及生物所和定位站的发展和每个人的进步。如今，虽然他已离我们而去，但他永远是我所几代人的领路先锋和杰出的师长。

　　在攀登科学高峰的路上，我们这一代人的研究生命在苍凉、动荡、迷茫中渡过了大半生。80年代迎来了“科学的春天”，无不感叹研究生命的短暂。在开拓和坚持中也产生了多名有成就的科学家。如国内有较大影响的萧运峰（安徽）、王祖望（所长，北京）、樊乃昌（所长、书记，浙江）、皮南林（站长，）、刘季科（杭州）、张宝琛（所长）、周兴民（站长）等，他们是从定位站成长起来的第一代科学家。特别是萧运峰先生对我的鸟类学生涯起到过奠基者的作用，使我终生难忘。

　　我们中已有几位同事英年早逝，先后离我们而去，留下无尽的遗憾。其中有我特别思念的德高望重、性格平和、宽厚待人、知识渊博、野外工作经验十分丰富的皮南林先生（最初是我们的生活总管，后任站长）和工作认真、吃苦耐劳、与人为善、从不计较个人得失的梁杰荣先生（第二年任副队长）及介入时间较晚、选送国外进修系统模型的魏善武先生，回国后正在发挥骨干作用期间，疾病夺走了他的生命。还有一位值得赞许的是刚从国外进修回国的精英，杨福囤先生（任过队长）在海拔4000多米的玉树地区工作期间突发脑梗塞致残，一直拖着残体终生抱憾地生活在寂寞的角落20多年，任生命流逝。人生多磨难，谁人无遗憾！我们这些默默奉献过的人都把健康和生命遗失在了奋斗的路上，留下了一串串扶持后人的足迹。

　　六　远 景

　　30年后的今天，国家多次大规模的投资基建、修路、拉电、改造水源、增添设备，使定位站的外观和设施大改，名声远扬，成果累累、人才辈出。当年的定位站只有马厩的影子还在，“牦牛精神”的碑还矗立在显眼的位置，历史记下了开拓者们的足迹。当年，这里的草原就像是远离人为干扰的原始、寂静的生态学实验室。人与自然融入一体，原始、淳朴。鸟窝随处可见，狼、狐、狍、鹿、雉、鹤等大型动物也常遇见。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貌似简单、高寒、冷漠的绿色的画卷，下面隐藏着的是一部有待逐步破解的自然史。

　　历经大约3-4代人的努力，草原鼠害得到有效控制，多数退化的草场已经恢复或正在恢复阶段。牛、羊有圈，增加了防寒能力和避免狼群侵扰。然而，由于定位站开放后建筑物的增高和醒目、人员的复杂流动、车辆的频繁进出给原本和谐的自然生态系统带来频繁干扰和生态学资源的流失。已经看不见30年前的原始景象。在开放和发展的前提下，人为干扰成了生态系统最不“安全”的因素！研究主题也转向以草畜为核心的牧场管理